戈尔巴乔夫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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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以后，苏联经历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领导的两个极其短暂的时期。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的上台，结束了苏联28个月的新老权力交替过程。上台伊始，戈尔巴乔夫雄心勃勃，决心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进行调整与改革，但由于其改革理论的错误和实践的紊乱，致使改革变为改向，使苏联这个在２０世纪显赫一世的世界大国迅即分崩离析。为了清晰地认识苏联最后６年的发展轨迹，我们可对戈尔巴乔夫领导的改革作如下梳理。
1.改革社会主义理论，实行"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戈尔巴乔夫是在苏联国内外一片改革呼声中上台的，上台后即着手改革，并特别重视改革理论的建设，极力倡导对社会主义进行再认识，为其改革寻求理论基础。１９８６年在苏共２７大上，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以"完善社会主义"代替"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强调"将全面展开共产主义建设的任务转到直接的实际行动方面来，毕竟为时尚早。" 并阐述了"社会主义人民自治"的理论，以人民自治为中心目标勾画了社会民主化的新蓝图，提出了具体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应该说，这时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的认识还是比较清醒的，对苏联社会主义历史的评价还是能够一分为二的。他在庆祝十月革命７０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曾指出，"十月革命做出的社会主义选择是正确的"，"我们的成就是巨大和无可争辩的"，"列宁的形象是崇高的，列宁的遗产是创造思想、理论财富和政治上的高瞻远瞩的取之不尽的源泉"，他还自豪地回顾了工业化、集体化、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战后经济恢复的巨大成就。但随着苏联改革的深入，戈尔巴乔夫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却越来越偏颇，１９８７年后，由对斯大林的批判转为对苏联模式的全盘否定。戈尔巴乔夫称改革在初期"指的只是纠正社会机制的部分扭曲现象，只是完善过去几十年间形成的、已经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话，那么，现在我们说，必须根本改造我们整个社会大厦：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１９８８年６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１９次代表会议上提出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概念，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个人所有制以及多种经营形式的基础上实行计划与市场相结合；贯彻按劳分配原则；高度文化素养和道德的制度；实行社会主义人民自治、民主化、开放性和公开性；各民族真正平等制度；实行和平对外政策。１９９０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提出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同年６月苏共２８大正式通过了这个纲领草案，宣布苏共改革的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其特征是：①人是社会发展的目标，克服人与物质和精神财富的分离，确保人能积极地参加社会进程。②保证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的社会保护。③人民的自主意识是权力的唯一源泉，国家保护人的权利、自由、尊严与人格，而不管其政治地位、性别、年龄、民族和宗教信仰，所有政治力量在法律范围内自由竞争。④各族人民和睦、平等合作，尊重各民族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 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来源，苏共认为是来自多方面的，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对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对西方发展民主制度经验的利用，感兴趣地研究社会民主党积累的丰富经验。在戈尔巴乔夫看来，"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已不再存在从前使他们分裂的鸿沟，在人道的、民主的价值观基础上，我们不仅在政治立场上而且在世界观立场上都接近了。" 对此，美国政论家布热津斯基曾非常敏感地指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程已逐渐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表明，他不仅要改变苏联的经济结构，还要修改苏联制度的思想基础，甚至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苏联的政治程序。""有朝一日党甚至可能丧失对社会的垄断控制。" 很显然，戈尔巴乔夫实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路线，无疑扭转了改革的方向，放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道路，对苏共党亡政息以及苏联解体产生了直接影响。
2.改革经济体制，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 如前所述，戈尔巴乔夫上台伊始就着手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认为苏联经济"不能局限于局部的改进，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戈尔巴乔夫言论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１２页。１９８６年苏共２７大确立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强调通过科技进步和对社会生产力的根本改造，使生产实现集约化，并确立了在１９８６～２０００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达到４７％，１５年内国民收入翻一番，劳动生产率提高１３～１５倍，手工劳动降低５０％的目标。在这一思想指导下，１９８７年苏共６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基本原则》，把商品货币关系列入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并强调是社会主义的固有特征。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制,广泛发展集体承包制。同时，在计划、价格、财政信贷、科技等方面实行配套改革。戈尔巴乔夫在庆祝十月革命７０周年的讲话中曾指出，"国内开始的根本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最近２至３年内保证从过分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过渡到民主的、主要是以经济方法、以集中和自我管理的理想结合为基础的管理体制。"１９８８年苏共第１９次代表会议后，开始实行了私有制，１９９０年１０月１８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稳定国民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提出了"各种所有制一律平等"和"非垄断化"、"非国有化"及"私有化"的方针。这种取消起主导作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导作用，实行生产资料"非国有化和私有化"的所谓的"完全的市场经济"改革，不仅未能使苏联经济改革取得成效，反而带来了社会生产的严重衰退和经济危机。其主要表现为：一是经济由低速增长变为负增长。据资料显示，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年均为２８％，１９８９年下降到２６４％，而１９９０年则出现负增长，下降４％，国民生产总值下降２％，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３％。１９９１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为负８％，劳动生产率增长负９％，国民收入增长负１０％。二是财政赤字、货币发行、通货膨胀失控，内外债务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５年苏联财政赤字是２００亿卢布，而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年均财政赤字达到了４３０～４４０亿卢布，１９８９年达９２０亿卢布。为了弥补赤字，银行大量发行货币，进而导致高通货膨胀，１９８８年通货膨胀率达８４％，１９９０年达到２０％。与此相联系，内外债务则大幅度增加，１９８９年内债达４０００亿卢布，１９９０年达５０００亿卢布。同期外债由５６０亿美元增加到７００亿美元。三是消费品市场供应恶化，人民生活水平迅速下降。据资料显示，到１９９１年苏联市场供应的１２００多种基本消费品中，９５％缺货；在２００多种食品中，１８０多种缺货。许多大城市不得不实行凭票供应、凭身份证供应和限量供应。在物价暴涨、商品短缺的情况下，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显著下降，１９８９年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下降７％，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居民达４１００万人，占总人口的1/7，１９９０年达1/3，失业人口达２０００万人。由于经济改革的失败以及消费市场问题的严峻，使苏联的社会问题、民族问题更加尖锐、复杂，从而加速了苏联的解体进程。
3.改革政治体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的思想指导下，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道路"。 可以说，在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初，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关心和参与改革，强调实行"公开性"原则，党和国家的重要会议、重大决策和活动让人民知道，是需要的。但在１９８８年预期的经济改革受挫后，戈尔巴乔夫则把公开性推向了极端。他在１９８８年苏共二月全会上所作的题为《赋予革命性改革以新的思想》的报告中，明确表示了"苏共支持舆论多元化" 的思想。此后苏共不再以马列主义为唯一的指导思想，其思想基础是以马列主义、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哲学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１９８８年１２月通过修改《宪法》和《选举法》，改革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接着在１９９０年２月苏中共央扩大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正式提出并通过了实行总统制的设置；随后，１９９０年３月非例行的第三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苏联宪法（根本法）修改补充法》，确立了多党制原则；１９９０年７月苏共２８大又改革苏共政党体制，不再提党是"领导力量"和"核心"，改称苏共是"自治的社会政治组织"、"志同道合的共产党人联盟"。此后，苏联的各种党派团体迅即增多，１９９０年８月达９万多个，其成员上千万人。许多党派组织都在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和挑起民族纷争活动，有的出版自办刊物，登载反苏反共的文章，甚至争相"揭露"和"批判"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黑幕"和"罪行"，大谈沙皇和沙俄时代的"美妙"和"辉煌"。而戈尔巴乔夫对此则持肯定态度，强调应该"同它们对话和协作。"这无疑加剧了苏联政局和人们思想的混乱，加速了苏共党亡政息的步伐。
4.调整对外政策，实行对外关系的"新思维"。 其主要内容包括：
（1）关于当今时代的判断，"新思维"强调当今时代是各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相互依赖日益增长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国际社会各国相互之间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人类在进入把核能用于军事目的的核时代之后，便不再是永生的。""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因此，必须学会在这个世界上和平地生活，制定新的政治思维，"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 要把社会的道德伦理标准作为国际政治的基础，使国际关系人性化，人道主义化。
（2）关于阶级利益和全人类的利益问题，"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戈尔巴乔夫认为，在对外政策中，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把阶级利益放在首位，但在国际舞台上这些利益的尖锐冲突，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曾导致了武装冲突和战争。现在随着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出现，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所以，苏联的对外政策方针应"由过去以阶级利益为主转变为现在以全世界人类利益为主"，新的政治思维需要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它们在国际生活中的平等地位。
（3）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上，新思维强调两者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竞赛是必然的。且"这种竞赛能够并且应当控制在必须以合作为前提的和平竞赛范围内。哪一种制度好，应当由历史作出判断。"这就是"我们对新的世界哲学观念，对当代全人类原则和阶级原则的新辩证法的基本认识。"
（4）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新思维在强调了苏联在国际社会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地位的同时，也阐述了相互合作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合作的核心问题 强调"要在完全自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整个政治关系体系。"
（5）强调对外关系的灵活性。戈尔巴乔夫指出在对外政策中要采取多种办法选择不同的策略路线达到既定目标。在外交谈判中不要为自己制造死胡同，也不要给对方制造死胡同，要善于迎合伙伴，寻求接触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共采取的对外战略是以军控为中心的缓和战略，具体政策是继续与美国就裁军、消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缓解苏美关系；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大厦"；对东欧实行纠偏、不干涉政策；对中国改善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调整与第三世界国家关系，解决阿富汗、柬埔寨等问题。
戈尔巴乔夫有错误吗？
转自http://www.1921.cn/new/zggc/2004002/601.htm
1991年发生的“8.19”事件，是原苏联剧变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当时曾震惊整个世界。现在，事件已经过去13年。但回顾当时情况，人们依然感慨万分。其实，这一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它是当时苏共党内和苏联国内矛盾激化的表现，是其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危机综合爆发的产物。
“传统派”本意是要挽救危局，结果却适得其反
“ 8.19”事件是苏联的“传统派”面对深重危机，为挽救国家命运而作的一次抗争，其本意是要维护统一的联盟国家、维护共产党的地位、维护社会主义的选择。
当时的苏联，形势确已十分危急。一是国内政治斗争激烈，“激进派”势力大增，急于夺取政权，苏联的社会主义前途岌岌可危。二是苏共党内矛盾加剧，濒临组织分裂。戈尔巴乔夫在当年 7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说：“苏共正在经历危机”，最近一年半已有420万人退党，党内出现了各种派别。据宣布，比较大的派别就有10个。三是民族分裂趋势严重，联盟国家出现解体危机。戈尔巴乔夫不顾当年3月17日全民公决时有76.4％的选民要求保留联盟国家的事实，宣布将于8月20日开始签署“新联盟条约”。这个条约一旦签署，就意味着联盟国家走上了解体道路，其中至少有波罗的海沿岸三国、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等5个共和国即将成为独立国家。其它共和国则成为“主权共和国”，苏联依然存在，也将不再是联邦，而是松散的邦联。
在这紧急关头，联盟中央以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为首的“传统派”领导人，乘戈尔巴乔夫在外地休假之机，决定发动“ 8.19”事件，宣布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但是，当时的党政机关实际上已经涣散，军队内部也不统一，社会思想极度混乱，整个力量对比已十分不利于“传统派”。他们的行动既没有得到苏共各级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又遭遇“激进派”势力的强大反抗。再加上自身优柔寡断，没有及时采取相应措施等等，结果，“传统派”的行动很快就告失败，前后只维持了不到三天。而“8.19”事件的失败，反而更加速了苏共的崩溃和苏联的解体，出现了“亡党亡国”的历史悲剧。
后来，戈尔巴乔夫硬是把苏联解体的责任归咎于发动“ 8.19”事件的“传统派”领导人。有些人也笼而统之地说，“8.19”事件导致了苏联的解体。这种说法显然是错误的。苏联巨变和解体的关键原因，在于戈尔巴乔夫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把苏联的改革引入了歧途。原戈尔巴乔夫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在《戈尔巴乔夫沉浮录》一书中说：“不仅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崩溃了，而且国家也解体了。20世纪90年代初这样的悲剧事件是我国数百年历史上从未发生过的。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支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七大错误，使苏联垮台难以避免
苏联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存在严重弊病，必须加以改革。但在改革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推行一条错误的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路线。其要害是削弱和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性质，放任和鼓励反共和反社会主义势力反展壮大。结果，导致苏共丧失政权，社会主义被颠覆，联盟国家也走向解体。
概括说来，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主要有以下七大错误。
第一，片面提倡“公开性”，否定革命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鼓吹“彻底的公开性”，主张“毫无保留、毫无限制的公开性”，而且把公开性变成“单行道”，专门揭露历史上和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和消极现象，把勃列日涅夫时期说得一无是处，把斯大林时期说成是“专横的官僚体制”，进而否定革命历史，丑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公开性”，实际上成为苏联垮台的突破口。
第二，广泛推行“民主化”，助长无政府主义和社会动乱。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苏联要实行“无条件的民主”。推行这种“民主化”的结果，导致群众性的集会和游行示威此起彼伏，“持不同政见”者活动频繁，各种“非正式组织”大批建立，它们从 1987年12月的3万多个发展到1990年的9万多个，同时进行猖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活动。后来，它们又联合成为各种政党，向苏共展开夺权斗争。
第三，大肆鼓吹“多元论”，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戈尔巴乔夫提出，要让“多元论充满每一种刊物”，要“摒弃精神垄断”。他把“多元论”引进意识形态领域，放任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从而导致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搞乱了党内外的思想。同时，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也遭受到恶毒攻击。戈尔巴乔夫当时的亲密助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雅科列夫在 1991年10月3日公开说：“马克思主义最终使我们陷入了灭亡、落后和良心泯灭”；共产主义“在其基因中包含着原始罪恶”。后来的事实证明，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结果，一是摧毁了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理论基础，二是破坏了多民族联盟国家的意识形态保证。这正是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四，极力主张“根本改革”，引进西方政治模式。戈尔巴乔夫鼓吹“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强调要“排除任何一个阶级专政”，并通过修改宪法，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按照西方模式，实行“议会民主”、“多党制”和“总统制”。这一切的矛头，都是针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来的。尤其是实行“多党制”，它实际上是鼓励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组织起来，结成政党，向共产党进行夺权斗争。到 1991年2月，苏联已经出现全国性政党20多个，共和国一级政党500多个，其中大部分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党。在“8.19”事件前夕，苏共已在7个共和国和一系列重要城市失去政权，沦为在野党。后来，反共势力进一步夺取国家政权，共产党被彻底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也被彻底摧毁。
第五，严重忽视民族问题，放任民族分裂主义自由泛滥。苏联是一个多民族的联邦制国家，由 100多个民族组成，俄罗斯人只占51％左右，民族关系十分复杂。戈尔巴乔夫起初对民族问题并不重视，他一味重复勃列日涅夫的观点，强调苏联已“一劳永逸地消灭了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的各种形式的表现”。后来，民族分裂主义迅速蔓延和发展起来，许多共和国纷纷发表“主权宣言”和宣布独立。面对这种情况，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果断措施加以制止，反而放任自流，甚至步步退让。他先后三次提出的新联盟条约草案，所作的让步一次比一此多，不仅国名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和“苏维埃”的提法，突出了各共和国的“主权”，而且规定未来的国家是邦联而不是联邦。尽管如此，苏联仍然走上了解体的道路。
第六，大搞党的“彻底革新”，一步一步搞垮共产党。戈尔巴乔夫没有把苏共作为改革的依靠力量，而是把苏共当作改革的对立面。他的矛头始终指向共产党。他声称，“几十年来，苏共只是为专横的官僚体制服务”。他不仅搞乱了广大党员的思想，而且成批撤换老干部，肆意改组党的领导机构，使“书记处”名存实亡，使“政治局”形同虚设，以致党中央越来越失去对国家大事的影响力。通过苏共 28大，他又改变了党的性质，抛弃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使苏共进一步走向组织分裂。“8.19”事件后，他更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发表声明，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并让苏共中央“自行解散”。就这样，他一步一步的搞垮了苏共。
第七，全面否定国际范围的阶级斗争，助长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新思维”外交，虽然纠正了过去苏联扩张争霸的错误，但又走向另一极端，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作为外交政策的核心，完全否定国际范围客观存在的阶级斗争。戈尔巴乔夫强调要“排除两大社会制度的对抗性”，在意识形态方面逐渐认同西方价值观，在外交政策方面一边倒向西方，并配合西方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和平演变，默许西方国家插手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和支持反共势力。这一切，使他得到西方的高度赞扬。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在 1990年1月1日发表讲话说，东欧发生剧变要“感谢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为此应“受到特别的称许”。1991年12月25日，美国政府发表一份书面声明，高度赞扬戈尔巴乔夫执政期间的功绩；布什总统也发表讲话说，“近来发生的事件（指苏联解体）显而易见是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的”。美国前任总统里根则说，“戈尔巴乔夫将永垂史册”。
从上可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路线，确实是苏联垮台的关键原因。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过分突出个人的作用，得出“英雄创造历史”的结论，但也承认，个别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能起重要作用，事实证明，正是因为戈尔巴乔夫坚持推行错误的改革路线，才使苏共垮台和解体成为不可避免。但戈尔巴乔夫始终不承认自己有错误。 1991年12月14日，面对“亡党亡国”即将到来的局面，他心安理得地发表谈话说：“我一生的主要目的已经实现，我感到安宁。”他在《八月政变》一书中又说：“有人问我，如能回到1985年春天，我是否会按另一种方式行事？我答道：会毫不动摇地走同样这条路。”这就是戈尔巴乔夫的真是面目。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戈尔巴乔夫称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警告中国不要搞
【来源：环球人物】
对“改革”往事进行严肃思考后，他向本刊记者吐出肺腑之言
3月2日的75岁生日，使戈尔巴乔夫再一次成为近期的国际热点人物。2月28日晚，为祝贺他生日而举行的音乐会在莫斯科国际音乐大厦开场。
在鲜花、掌声和祝福中，戈尔巴乔夫精神焕发，格外高兴。然而记者知道，也许晚会一结束，他又会陷入深深的忧伤之中。为接受本刊采访，戈尔巴乔夫特意中断休假。
作为苏联第一位同时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的晚年生活可谓丰富多彩:著书立传，上电视拍广告，接受媒体采访，评论内外时政，热心公益与慈善事业。可以说，自从离职后，他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过。戈尔巴乔夫的日子真的如表面上那么风光?不久前，记者通过“戈尔巴乔夫基金会”得到了专访他的机会。
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位于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采访约在下午2点，记者驱车准时赶到。基金会的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戈尔巴乔夫正在莫斯科郊区的别墅休假，为接受记者的采访，他特意中断休假，赶回了莫斯科。当一名工作人员把记者请进戈尔巴乔夫办公室旁的接待室的时候，他已经端坐在那里，身着西装，没有扎领带。寒暄之后，他紧握着记者的手说:“我们好像见过面，是吗?”记者告诉他:“我先后在莫斯科工作了10年。其间，我多次见过您，但面对面地和您交谈，这还是第一次。”他回应说，很愿意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
搞“民主化”是惨痛失误
戈尔巴乔夫虽然年事已高，但精神矍铄，谈锋甚健。采访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戈尔巴乔夫对记者强调，他所谈的一切都是肺腑之言，是多年来对往事的严肃思考。
戈尔巴乔夫说:“我给中国朋友的忠告是:不要搞什么‘民主化’，那样不会有好结果!千万不要让局势混乱，稳定是第一位的”谈到苏共垮台，他说:“我深深体会到，改革时期，加强党对国家和改革进程的领导，是所有问题的重中之重。在这里，我想通过我们的惨痛失误来提醒中国朋友:如果党失去对社会和改革的领导，就会出现混乱，那将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使苏联社会大开放。在残酷的国际竞争下，国内工业受到了致命打击。极少数人一夜暴富，敛财数额之巨仅次于美国的大亨，而赤贫的人数却远远超过了苏联时期。在这个方面，中国处理得很好。中国沿海省份和地区发展速度快，中西部相对发展较慢，中国领导人现在号召开发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决策完全正确。”
高度评价邓小平
在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畅快淋漓地回忆起了当年他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1989年5月，邓小平与到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戈尔巴乔夫举行了历史性会晤，使中苏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原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在其所著的《外交十记》中写道:“作为历史人物，戈尔巴乔夫的功过，自有后人去评价，但他的北京之行所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在中苏关系史上，应当被浓墨重彩地记上一笔。”
谈起那次他与邓小平在北京举行的历史性会晤，戈尔巴乔夫兴奋不已，每一个细节都记忆犹新:“苏中两国领导人的会见是一次罕见的事件!在我们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共同努力下，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这是我政治生涯中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我们一起使两国回到友谊和伙伴关系的轨道上。我和邓小平同志互相伸出友谊之手。会见时，我被他吸引住了，喜欢上了他，他是一位极富魅力的人。记得我们一起合影留念时，邓小平同志拉着我和赖莎的手，我们感到非常温暖。我想，他已经85岁了，还那么富有激情、思路清晰、反应敏捷，能自由流畅地就许多问题阐述自己的观点。至今难忘的是邓小平所说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
戈尔巴乔夫对记者说，对中国、对世界来说，邓小平都是一位伟大的历史人物，是20世纪的一位伟人，一位世界级的政治家——“中国文革后，邓小平把中国带入了正确的发展轨道，让人们创造性地工作，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作为杰出的改革者将名垂青史，他所创造的经济改革经验在全球具有广泛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戈尔巴乔夫还高度评价了邓小平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理论。他说:“这主要包括:反对任何国家称霸，反对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邓小平的这一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知道，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也强调这些观点，这说明邓小平的思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连续性。”
人未走，茶已凉
采访在不知不觉中已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告别时，记者将一盒茉莉花茶赠给了戈尔巴乔夫。他表示感谢后，自言自语地低声说:“赖莎•马克西玛芙娜(戈尔巴乔夫已故的妻子)喜欢喝茉莉花茶。”记者注意到，此时，戈尔巴乔夫那饱经沧桑的脸上掠过了一丝忧伤。那种表情令人难以忘却。
记者知道，这忧伤，不完全是丧妻之痛。可以说，戈尔巴乔夫的忧伤自1991年就开始了。那年12月，叶利钦在权力斗争中获胜，戈氏下台已成定局。一天，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和雅科夫列夫三人坐在戈氏的办公室里讨论苏联总统下台的条件。他们最后商定:1992年1月7日-8日，戈尔巴乔夫腾出办公室、公用住宅和别墅。戈尔巴乔夫表示同意。叶利钦答应给戈尔巴乔夫发放退休金，并提供一辆吉尔牌轿车等。戈尔巴乔夫请求叶利钦保证免除他对所发生一切的法律责任。叶利钦不解地问:“您什么坏事也没做，为什么要求免除法律责任呢?”后来，戈尔巴乔夫就在辞职书上签了字。
人未走，茶已凉。几天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整理资料，清理保险柜。这时，他接到了夫人赖莎从别墅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的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带领一帮人，要求立即打开房门，清点物品，并在24小时内搬出公用别墅。1991年12月26日，即在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的第二天，按原计划，他作为总统，还有最后一次外事活动，会见一个日本代表团。早晨8点50分，戈尔巴乔夫乘车去克里姆林宫。途中，他在车里接到助手打来的电话，说叶利钦等三人正坐在总统办公室里喝酒，建议他最好不要到克里姆林宫来。戈尔巴乔夫请助手再给他找一个房间，以便如约同日本客人会见。最后，戈尔巴乔夫在三楼工作人员的房间里会见了日本客人，然后永远离开了克里姆林宫。
至今得不到多数国民的谅解
戈尔巴乔夫离开克里姆林宫之后，立即着手筹建“戈尔巴乔夫国际社会经济政治理论研究基金会”。不知是出于对老领导的“怜悯”，还是迫于国内外的压力，叶利钦把原莫斯科财政学院的一幢楼房划给戈尔巴乔夫基金会使用。
其实，基金会是按市场价格租用此房的，并没有受到照顾。
当年国家给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是4000卢布，后来卢布大幅贬值，最后4000卢布已不足1美元。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戈尔巴乔夫存款的银行倒闭，他彻底破了产。为了解决基金会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戈尔巴乔夫连续接拍了包括“必胜客”比萨饼连锁店、美国苹果电脑在内的一系列电视广告片。此外，他还不得不经常到世界各地演讲，每次酬劳都在数万美元以上。
著书立传是戈尔巴乔夫收入的另一个重要来源。从下台至今，他已经出版了十余本书籍，其中包括反思苏联解体的《八月事变的原因与后果》、《不幸的改革者》等。如今，他的基金会有了一些积蓄，从旧址搬到了莫斯科市列宁格勒大街39号，这是一幢5层楼房，设计现代，十分惹眼。但是，戈尔巴乔夫在俄罗斯的处境仍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尽管他在西方受到赞扬和欢迎，却至今得不到多数俄罗斯国民的谅解，俄罗斯社会上对他的指责不绝于耳。大多数俄罗斯人仍然把他视为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罪魁祸首。
1996年，他参选俄罗斯总统，只获得不足1%的选票。在一次竞选活动中，他被一名愤怒的选民重重地扇了一记耳光。2005年10月的一天，他在莫斯科参加一个圆桌会议时，被一名与会者泼了一脸水。今年2月底，俄罗斯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50%的俄民众认为，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领导人“过大于功”;持相反观点的受访者不过11%;仅有14%的人对他表示好感，反感者则为28%。
“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
戈尔巴乔夫的伤感还与他已故的妻子有关。1999年9月20日，他的夫人赖莎因患血癌在德国曼斯特的医院逝世，享年67岁。赖莎曾是一个时代苏联妇女的偶像。她仪态高贵、谈吐典雅、性格温柔、学识渊博，曾令许多人为之倾倒。
上世纪50年代初，就读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赖莎是一位非常引人注目的美女。她那楚楚动人的大眼睛、宛如柳枝般轻盈的体态和温柔晶莹的面颊吸引着无数男生爱慕的目光。然而，小伙子们在惊叹这位来自阿尔泰边疆区少女罕见魅力的同时，更敬畏她那高傲深邃的眼神。众多的追求者退缩了。对他们来说，赖莎是高不可攀的公主。
第一次见到赖莎，戈尔巴乔夫便“像被施了魔法一样”迷上了她。多年之后，他回忆说:“痛苦和幸福的日子开始了。当时我认为，第一次见面并没有唤起赖莎任何感觉，她对我平静而又冷漠。我在寻找新的见面机会。我生活中的一切都变得无关紧要了。坦率地说，在那几周时间里，我连学业都放弃了，尽管我顺利地通过了各科考试和测验，我越来越频繁地光顾赖莎的宿舍。”他的坚韧和赤诚最终感动了骄傲的公主。1953年9月，大学四年级的戈尔巴乔夫和赖莎喜结良缘。
在此后46年的婚姻生活中，赖莎始终如一地呵护和关爱着她的丈夫。无论戈尔巴乔夫走到哪里，赖莎的爱就相伴到哪里。赖莎因病住进德国曼斯特综合治疗中心后，戈尔巴乔夫仿佛变了一个人。他那悲伤而绝望的神情、低沉而嘶哑的嗓音、焦灼而急促的步履无一不在诉说着他对赖莎无尽的依恋和挚爱。他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说:“我无法想象，赖莎不在了，我将如何生活。”在赖莎住院期间，戈尔巴乔夫一直奔波在病房和旅馆之间，他尽最大可能守护在妻子的病榻旁，为她读报纸，鼓励她与病魔抗争。他们共同幻想着，等赖莎出院后，一定在海边买所房子，在海鸥的歌舞与海浪的轻抚中重温初恋的时光。但最终，赖莎还是离他而是任何人都不能替代的。”妻子去世后，戈尔巴乔夫尽量安排许多会见、出访和工作，但仍无法排解对妻子的思念。他说:“这种痛苦是永远摆脱不掉的。赖莎很幸运，先于我走了。她活着的时候，我们经常争论，我们俩到底谁更幸运。我说，她嫁给了我才幸运，而她总是坚持说，我娶了她才幸运。我和她还会重逢，到那时，我们再继续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透露，直到现在，他只要一进他和赖莎的卧室，悲伤就会立即涌上心头。“赖莎走后，卧室的陈设一点也没变，我也不想改变，不忍心改变。赖莎的梳妆小桌原来放在哪里，现在还放在哪里。”谈到这里，戈尔巴乔夫显得痛心疾首——“那天，她睡着了，我出去了一会儿。午饭后，我回到病房时，她己经不行了。赖莎的死是我的过错，是我害死了她。我对政治太投入了，而她对一切又太在意。”
采访中，记者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种假设:“您能想象另外一个女人替代赖莎•马克西玛芙娜在您生活中的位置吗?”戈尔巴乔夫立即答道:“不能!我非常坦率地告诉你，绝不可能!我和赖莎将这样生活下去，我和赖莎的对话还将继续下去。今年1月，我因病住院时，把赖莎的日记也带了过去。她生前特别想自己写一本书，现在我决定替她把这本书写完。实际上，我十分不愿意写关于我和赖莎生活的书，但我还是决定写，我己经开始口述了。”
如今，戈尔巴乔夫唯一的女儿伊丽娜成了他的依靠。伊丽娜卖掉了位于莫斯科闹市区的房子，在郊外又买一座，就是为了离父亲近一些。但是，伊丽娜经常发现，父亲只要一回到母亲生前住的那个房间，就会情不自禁地陷入沉思，那双老眼里满是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