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感谢中回想（往事录一）

喻旭初

四十三年，弹指一挥间。1963年，22岁的我大学毕业后被南京市教育局分配到南京十中（金陵中学当时的校名）工作，先教了三年多初中，后长期执教高中。担任语文教研组长25年，1988年被学校评为首批高级教师，1994年被评为江苏省特级教师。现任教高一人文选修课，兼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十多年来，是金中的特定环境熏陶了我，是金中的历任领导培养了我，是金中的全体老师帮助了我，是金中的历届学生支持了我。在退休之际，我满怀着对金陵中学的感激之情，也对金陵中学珍藏着永久的怀念。

初到金中，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很理想。不过，正是当时的艰苦磨炼了我和我的同事。

我是从初一教起的。白天，我除了上课，就是听同一备课组杨先园、顾荣爵老师的课。杨老师儒雅的气质、严格的规范、清晰的表达，对我后来的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时我也听沈达信老师的课。他敏锐的思维、生动的叙述，给我诸多启迪。晚上，我经常在口字楼教师宿舍（现科学馆所在地）备课至深夜。备课笔记上除写上教学目的、教学重点、教学步骤及具体安排外，还经常写上教完后的感想（成功在哪里，有何失误，如何改进等）。有时备完一课后仍很兴奋，便作诗以抒怀，如备完都德的《最后一课》，就写了《法兰西万岁》一诗。母亲来南京看望我之前，我写了一首较长的感恩诗《致母亲》。面对窗外星星点点的灯火，我浮想联翩，写了一首抒情长诗《灯》。我先后写过好几十首诗，可惜都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抄走毁掉了。

隔壁住着岳燕宁老师，我常去他那里串门。他虽然教物理，但多才多艺，既能画画，又能吹笛，字也写得漂亮。我多次在他面前朗诵诗歌。我发现他床边的墙上贴了一张纸，上面工整地写着：“抓紧学习，抓紧工作，抓紧锻炼，抓紧休息。”他确实是在各方面都抓得很紧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当上了副校长、正校长，后来又去分校当了校长。他严谨的治学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始终是我学习的榜样。我对他十分敬重，习惯称他“老岳，”而他则叫我“小喻”。这表明我俩有极其友好的私交。

在最初的几年里，上课之余，我还每周用一个下午到学校隔壁市教师进修学院听周本淳老师的古文课。从1977年到1979年初的一年多时间里，当时几位从矿校毕业留校工作的年轻教师，提高业务水平的要求很迫切、很强烈。应他们的请求，语文组名望很高，造指极深的朱家淇先生每周两个晚上6：30至8：30为他们上古文课。没有现成教材，宋先生就亲自编讲义。没有打字设备，我就当起宋先生的助手，把他的讲义刻上蜡纸，油印出来。有时我忙不过来，陈建华老师就帮我刻印。宋先生讲得很仔细，很投入，有时也很风趣。几位年轻老师都听得很认真，边听边记，不懂就问，生怕漏了什么。宋先生当时已步入花甲之年，且夫人卧病在床，但他克服一切困难，风雨无阻，按时上课。有好几次，他来不及吃晚饭，啃两块烧饼，喝几口开水，就开讲了。每想到这些，我和听课的老师都感动不已。学了还得考，一学期考一次。宋先生叫我出题前总要说：“题目不要难，把文章弄懂就行了。”曹扬、陈建华、葛亚莲、卢正生等老师因为考得好，都得到了校领导的表扬。

1963年秋至1966年初，我们住校的青年教师都坚持晨练。每次都是李治中校长带领大家沿操场跑一二圈，然后各自根据自己的爱好，或打乒乓球、羽毛球，或玩双杆、单杠。我一度养成了长跑的习惯，每天至少跑1500米，有几次跟着体育组的范琳老师等人跑中山门再返回。45岁前，我曾两次参加全校高中学生组的冬季越野跑（从学校出发，跑到草场门再返回），其中一次比赛进入了前100名。当听到我的学生说：“喻老师，你真不简单，能跟学生一起跑，还跑得这么快。”我听了别提有多高兴，似乎一下子变年轻了。

那几年，青年教师经常演戏，什么《红岩》啦、《三月三》啦、《千万不能忘记》啦，都演过。沈达信、顾荣爵、杨祖恒（后来是金中的校长），狄原汨（数学老师）等一批老师都担任过角色。演出时，大礼堂里座无虚席。当某位老师上场时，他班上的学生就会指着台上说：“那不是×××老师吗？”接着便是掌声。演技如何是次要的，大家都很开心是首位的。教工大合唱更是经常的事，多半是朱锦颜老师担任指挥。他洪亮的声音，有力的节拍，洋溢着一种令人振奋的激情。

那是个突出政治、强调共性的年代，不搞评级，不计报酬，压抑个性；但同时又是个思想单纯，奋发向上，激情绽放的年代，这一点令我终生回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