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父亲于1900年立冬后出生于安徽省贵池县一个清贫的读书人的家中。
我们的祖父是清朝末年的秀才。随着戊戌变法，废科举兴办新学，祖父便成为小学教师。因家庭人口众多，上有老母下有八个子女，家庭生活十分拮据。父亲是长子，是全家的希望。家庭的贫困和读书的传统，造成父亲自幼便立志要读书成材，并决心还要帮助他的父亲培养弟妹，使之都能成长为有用的人。
父亲常回忆说：小学毕业后，身穿用祖母的大袄改的红袍，只身搭乘小木船顺长江到南京就读于金陵中学（是基督教会办的，设有为家庭贫困而学习优秀的学生的奖学金）。父亲说：他虽立志要到南京读书，但十二岁的孩子从未离开过家，一个人在小木船上想想将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举目无亲，不禁感到孤寂害怕，眼泪忍不住淌下来，又怕人笑话，便躲在船舱里偷偷地哭。
父亲说：来到金陵中学，感到学习环境十分好，读书风气很浓，学校还重视体育和音乐各方面的发展，十二岁的孩子本性是活泼的，不久便奔驰在足球场上，矮小的他被同学们戏称为红袍小将。他又参加歌咏团和同学们一起歌唱，并学会吹笛子（这是最便宜的乐器）。休息日同学们到校我去玩，他便一个人留在校内自习，铅笔用完了没钱买，便在教室里的字纸篓内拾同学丢弃的铅笔头写字。刻苦的学习，艰苦的生活，父亲终于年年以优秀成绩获得奖学金。我们听了父亲的讲述，感慨万分，一个孩子只要胸有大志就能在艰苦的生活中锻炼自己，读书不用家中负担，不用父母管教便能自己努力奋斗，终必成为有用的人材。我们是在父亲的关怀和爱护中成长，虽然都完成高等教育，对国家对人民都作出一些贡献，但比起我们的父亲却是望尘莫及。
父亲以优秀成绩升入金陵大学。为了实现自己的志愿——帮助父亲培养弟妹们，他放弃了自己对理科的爱好，进入文学院经济系。因为理科下午有实验课，没有时间半工半读来挣钱培养弟弟。1988年金陵大学百年校庆沓，崔毓骏教授从大连来南京参加庆祝活动，见到宁美回忆他和我们的父亲的友谊时说：“你父亲当时和我住在一间学生宿舍里，他带个十岁的弟弟来读小学，我们住在一起，我还记得。”是的，父亲英语十分流利。打字打得好极了，就像钢琴家弹钢琴一样，十个手指飞快地打在打字机的键盘上。父亲就是靠这个为外籍教师和学校打字，挣钱来培养弟弟读小学、中学和大学。父亲的这种顽强刻苦、牺牲自己的精神，又是我们所不及的。和父亲相比，我们真象是暖房里的花朵，需要父母的呵护，不是自我奋头成材，更没有像他那样自我牺牲去照顾别人。
父亲的表现和成就在贵池县城是出类拔萃的。我们母亲的祖父是前清翰林，曾出任四个国家的驻外公使。我们的外祖父母以书香世家的眼光，看中父亲有志气，有出息，而不嫌柯家清贫，小叔子、小姑子众多，愿把独女嫁给他。1927年父亲考取留学半官费，外祖父又资助一部分，父亲便偕同母亲同去法国、英国留学。当时正是国内政治革命的时候，英国和法国是社会科学的摇篮，为了更好地为祖国效力，父亲选择了去英国和法国学社会经济学。在取得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学位后，又到英国伦敦大学任研究员继续研究社会学。1931年因祖国的需要，母校的召唤，便回国到金陵大学主持教务并创立社会系。父亲任金陵在教务长兼社会系系主任达十七年之久，直到1947年下半年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去英国讲学，后又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讲学方离任。在他主持教务的十七年中培养了多少人材！我们姐妹们在南京、北京、四川、广东……，甚至在美国在台湾，所到之处，金大学子只要知道我们是柯教务长的儿女，有机会都会来找我们攀谈，一起回忆我们的父亲。中国农工院农业机械专家张季高老前辈在黄山与宁美相遇，谈了一些父亲的趣事：说父亲任教务长时，对教务处的工作人员都让他们有职、有责、有权，如有事撇开他们直接教教务长，父亲总说：“不”，所以他们给父亲起外号叫“Mr. NO”。著名的食品工业专家马保之老前辈见到宁白回忆说：我是经过你爸爸Dictation进金中的。
父亲自幼就立志要做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有益于国家的人。在他任教务长和社会系系主任期间，虽工作繁忙，仍抓紧学术研究。他每学期都担任两门社会学课程，白天在教务和主持工作和在系里开展教学活动，晚上在家中书房里收集资料制成卡片、思考研究，每天总到半夜后方就寝。终于在他36岁前完成了两部巨著《中国贫穷问题》，《中国人口问题》。他37岁时抗日战争爆发，金陵大学西迁到四川成都，父亲掌握住学校西迁的时机，暑假期间在学校招生工作告一段落，就组团到康藏边区“雷、马、屏、峨”及大凉山等地研究藏族和彝族的奴隶制度，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的发展。他还拍了几百张那里社会生活习谷的照片。（这些珍贵的资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流失了）这种研究不但跋山涉水艰苦异常，而且会有生命危险。一次在大渡河边，担任团长的父亲和通译骑马走在队伍的前面，一边是高山峻岭，一边是汹涌的大渡河水。通译走在父亲前面仅半匹马的距离，就在父亲眼前被突来的洪峰卷走，无影无踪，父亲险些丧命。由于父亲的这些研究深入实际，内容丰富，不但得到中国社会学界的认可，被选为中国社会学会主席，还得到世界社会学界的认可，连续两届被选为国际社会学会理事，直到解放后与之失去联系。父亲对学问的执着追求，而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一直为我们儿女们所衷心敬佩。
父亲一生正直，维护真理，乐于助人。抗日战争时期和抗战胜利后到解放的几年间，国民党特务对进步学生进行迫害，曾交给教务处一份名单，要教务处开除这几个学生。当时父亲是教务长，他严辞拒绝说：“我是办教育的，是教育学生的，不能帮你们这样干。”这期间父亲在知道某助教，某学生要转移去解放区时，便资助他们成行。解放后，他们两人均写信来感谢父亲。在南京大学组织上听信一些人不负责任地诬陷之辞后，父亲方拿出这两封信交给组织以澄清事实真相。抗战时期，父亲除授文学院必修课“社会学原理”外，还为社会系高班次开“社会调查”专业课。一次他带这班学生去成都西效青羊宫镇上实地进行社会调查，到很晚方到家，问及原因时，他气愤地说：“当地警察局长说这些学生中有共产党（事实上是有几个是金中地下党的主要成员），要扣留他们。”父亲激烈与之抗争，最后终于将这些学生全部带回来。1949年初秋，解放之后，这几个学生会同一起到我们家中来看父亲，他们有的已在安徽省高教局任职，有的在南京市市枳庆施的秘书组工作，师生交谈感情十分融洽。
父亲一生言行的指导思想，正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传统——高风亮节。他为人处世的准则，首先表现在为宁美高中毕业时的纪念册上听写的几句格言中。他写下“责己者严，待人者宽。”“廉受益，满遭损”。希望女儿以此作为处世为人的座右铭。他的思想境界也表现在他最爱唱的歌曲中，那些歌曲是唱最令人敬佩的，有民族气节“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民族英雄。宁美儿时在家中经常听到父亲闲暇时高唱《萝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雪，共服汉德城。……”和岳飞的《满江红》：“……。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那时正是日本侵略者侵占我东北三省，进一步向华北、华东节节侵犯的几年。事隔六十多年，宁美回忆起父亲时，眼前就显出父亲当年，年富力强，站在客厅中，充满激情高歌时的身影。父亲已去世多年，但他高尚的思想言行，永远存在我们心中，永远指引我们要做一个高尚的“中国人”。
解放后废除社会系，没有给父亲安排工作，父亲搞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学术研究，在学术成就刚达到顶峰时，却被迫坐了冷板凳。工资从原一级教授的待遇减少至不及副教授的收入。生活清苦他不计较，闲着不给工作，他却十分难受。1948年在美国讲学时，普林斯顿大学曾聘他为教授，并给家属路费让他将全家迁到美国。但为了迎接解放，他退掉聘书和路费，义无反顾地回到祖大陆，准备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他对待失掉美国给的优厚待遇无怨无悔。他要的是工作，是奉献。便主动去请求南京大学组织上让他教授英语。在外文系教课的几年中，他流利的英语和诲人不倦的态度，深得学生爱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生求学精神高涨。好几位别的系的学生，当知道父亲过去的成就时，使常到父亲家中看望他，有的请教英语口语，有的想提高英语水平出国深造，还有的只是惋惜他的学问，来和他谈论做学问的方法。他们常主动帮助父亲做一些出外联络的工作。当系里有位助教家里发生变故，经济困难，父亲知道后默默地从自己并不宽裕的工资中取一部分资助他渡过难关。父亲正直无私，心胸广博，给我们树立了榜样，使我们懂得做人就应做这样的人。
文化大革命后，拨乱反正。南京大学在经济系建立“人口研究室”，希望父亲能发挥专长。父亲应国务院之约撰写了《论中国人口及其分布》、《人口都市化》等论著，后在《中国大百科》上发表。并领衔翻译了《欧文选集》由商务印书馆发行。北京费孝通教授来南京与我们父亲商谈，建议由他本人在北方，父亲在南方把社会学搞上去。接着南京大学想恢复社会系，想让父亲在这件事上起作用。但是父亲这时已近过八十，三十年来又受了不少挫折和磨难，“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对父亲来讲已是太迟了，他已走到人生的最后旅程。两年后他与世长辞了。
父亲八十岁生日时，吴学衡老先生送他一首诗：
圣代即今重耆宿，稀龄宏愿喜能酬。
千章桃李成蹊艳，万里江山入眼收。
每遗豪情炫日月，长挥彩笔焕春秋。
卜居白下康宁健，龙马精神第一流。
柯老象峰八十大庆，谨赋七律一章献祝
已未年冬初  吴学衡诗  张金沙书
这首诗对父亲即是祝贺，也是写实，它体现了老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品德。
子女：柯宁美  柯宁德  柯宁白  柯宁全  柯弘生
1998年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