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以课程改革为核心，我国基础教育正经历着深度变革，在新的教育时空背景下，新旧课程文化在过渡转型期发生的冲撞与冲突，必然带来震荡与冲击，造成诸多不确定与不稳定因素，这其中既有政策层面条件的缺失与不配套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也有由于课程内涵的变化造成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式，教学策略等方面的适应性矛盾，学校教育的发展在新旧课程文化的冲撞与融合中，如何稳定、有序、协调、可持续发展？ 如何寻找新的增长点和发展空间？

     随着时间的推移，课程改革将转换为常态化的教育教学行为，如何在常态的教学环境下，使课改的深层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使课改的深层内涵得到有效彰显，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作出回答。

    十五期间，中国的教育发展应该是建国以来发展最快的一段时间，从我们基层学校的发展就能够看到这一点。过去金陵中学一直是36个班，有初中、有高中的完全中学，大概1000多学生，100多教员。现在变成了两个学校，一个就是所谓的本部，成为独立高中，一个年级是15——16个班，2000多学生，200多老师。另外一个是2003年在南京河西新城区新办了一所河西分校。这个分校规模比较大，现在已经有92个班了，近4000学生，300多老师，总体形成了6000多学生，500多老师的规模。

    现在谈到教育的时候，都会谈到一些数据，我刚才说的也是一些数据；还有一些从经济角度说的数据，如教育投入的增长、教育资产的增加等；还有一些从教学质量角度说的数据，如学生考试的分数、高考升学率，大学入学人数以及高考状元的考分等。整个社会比较津津乐道地谈论有关教育的一些数据，来反映出教育的发展，但是我们基层教育工作者常为此产生一种担心，那就是还有些数据现在往往被社会、被教育工作者所淡忘了，比如说学生在校的时间，一天应该是几小时，比如说学生一天的体育活动时间，应该是多长时间？比如说不同年龄阶段的孩子，他身高、体重、肺活量到底应该是怎么一个标准？这些数据，现在说的人很少，几乎被人们淡忘，不客气地讲，有些年轻的校长、局长都不知道。这就是人们经常说的，所谓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问题。那么什么是内涵？我觉得它是不能用一个什么样的尺子去衡量、度量的一种积淀。

    在此，我想引用一段我在网上看到的一篇文章。这是湖北黄石三中的校长带了一些老师到江苏来参观学习，他们在没有和我们联系的情况下，到了我们学校，我们也没有接待他，因为不知道他们来。他们在校园里转了一圈。回去后在网上发表一篇很长的文章，题目是“悠悠校史，高雅金中——金陵中学印象”，文中说，我们在校园还没走多久，甚至还没听见园内任何一个主人说什么？我们就不知不觉地被金陵大院内丰厚的家底和高品位的文化惊呆了，如果说一些农村学校（他指的另外一所学校），像一个乡村的农民突然暴富，如同一个没有彻底摆脱俗气的新时期的暴发户，那么金陵中学更像一个承袭了祖上一代又一代的“家传”，积淀丰厚，举止高雅的“名门贵族”。过去所听到的一些如雷贯耳的名字，来到这里才知道，他们从这里走出，他们当中有教育家陶行知，文学家高行健，美学家宗白华，社会学家柯象峰、吴景超，政治学家杭立武，历史学家王绳祖，文史学家程千帆，经济学家历以宁、吴敬链及19位两院院士。这里堪称真正的“英才摇篮”。历以宁在1984年回母校的时候说过一段话，他在离开学校多年之后，才能真正感觉到向培豪老师（他当年的数学教师）当年所传给我们的思维方法是终生收益的。对此我想引入的，就是什么是教育？什么是教育的内涵？什么是好的教育？爱因斯坦说，当孩子们在学校学得的知识遗忘以后，留下的就是教育。我想我们的学校，如果仅仅是谈分数这些数据的话，那么给孩子留不下什么东西，如果说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师，我们的教育，当孩子离开学校若干年以后，感觉到没有留下一些什么，学的知识也都淡忘了，学校就不能称之为好学校，教师就不能称之为好的教师，教育也不是好的教育。希望能在中国以后的基础教育改革当中，能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我认为在目前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社会背景最突出的我觉得有三点：第一是独生子女、第二是社会就业、第三是整个社会价值观取向），谈论目前中国基础教育的内涵发展，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好全面发展与应试升学的关系，或者说就是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的关系。这个关系从理论上来讲应该是不矛盾的，但是实际上统一起来也很困难，为什么？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校长跟老师也经常在一起议论这个问题，我总觉得可能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现在常常是把素质和应试分开来说，把它们对立起来了，于是就有了对外轰轰烈烈搞素质教育，对内扎扎实实抓应试教育之说。这里面你说他一点道理都没有，我不这么认为，因为我们目前的价值取向，对学校、对教师、对校长、甚至对教育行政官员的评价，在高考升学率的问题上是不可否认也不可回避的，很多地方的校长、教育行政官员，由于一年，或者连续两年高考成绩不好，立刻就请你卸担子，这个现象是普遍存在的。

     现在我们经济上的GDP已增加了一个定义叫“绿色GDP”，我们教育的升学率是否也应该加上绿色升学率？我觉得应该要加，我们现在的考试不可能把人的素质，都通过一张试卷反映出来，所以说如果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撇开了人的全面素质这一问题单独地去就应试搞应试，在短期内是有效果，会见效的。所以人们才会有这样一些说法和做法。当然，面对这样的现实状况，现在在基础教育界有两种认识，一种相对消极，叫做“戴着镣铐跳舞”，“戴着应试教育的镣铐去跳素质教育的舞”怎么也跳不好。还有一种相对积极的态度，叫做“在素质教育的框架内，为学生获得更多的升学和就业的机会”。或者说去追求尽可能高的升学率，这是升学预备型高中所肩负的责任。那么这个框架，我的理解其实用一句话说很简单，就是按照党的教育方针办事，就是开足开齐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把所有该开的你都开齐了，必修课、选修课、活动课，社会实践课你都开齐了，那么这个框架我认为就是素质教育的框架。它就体现了既对学生的现在负责，又对学生的将来负责的教育理念。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搞应试教育成本很低，只要有书本，只要有练习，只要你反复操练就可以了。素质教育成本肯定高，你不仅要在课堂上教学、做实验，还要在课堂以外开展许多活动；不仅要开必修课,还要开选修课；不仅要开足国家课程,还要开足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搞应试教育相对也比较容易，这是老师们的看家本领。尤其是现在，我们中小学的青年教师占很大的比例，35岁以下的要占到一半以上。他们在中小学和大学读书期间，以及他们进入工作岗位以后，就是所谓的“职前职后”这个阶段当中，他自身所受到的教育，应该说不是很完美的，或者说应试的痕迹很深，因此他再用这样一种惯用的方法去教学生，他很顺手，如果要进行改革，那么就比较困难。再加上家长们很欢迎应试，你如果放学早了家长就不高兴，你如果假期不上课家长也有意见。

    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要想真正实施素质教育，要想在素质教育的框架下提高升学率，关键在教师。我有一个说法叫做“提倡以一当十，反对以勤补拙”，意思是现在我们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用学生的“勤” 来补教师的“拙”。如果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够强的话，那么他只有占用学生的时间、精力来做补偿。我觉得这是很不讲道理的，或者说是不能够提倡的事情。我们要以一当十。

要解决这个问题，恐怕出路在两个方面：第一，是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这既反映在职前也反映在职后。职前就是师范教育，现在包括北师大、华师大在内的师范院校都在走综合性大学的路，师范院校在校学生的70％以上是非师范专业的，希望政府能够对我们的师范教育重新认识、重新定位，决不能让绝大部分师范院校的学生都不做老师。这样的师范教育对中国基础教育影响是非常大的。还有一点就是师范教育的招生应该改革。因为现在我们的师范大学和其他大学的收费基本相同，差距不大，一些品学兼优又相对比较贫困的学生，往往因此而被拒之门外。

    当然，职后教师自身素质的提高也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学校开办了“金中讲坛”。改变了每星期的教师例会基本上是由领导讲话的局面，而是让老师们走上讲台，把他们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做通过讲坛与大家分享。让老师们之间产生思想的碰撞，经验的交流。我和老师们说，一次两次台上发言的老师，你不能产生共鸣，那你要学习，如果十次八次都产生不了共鸣，那我想你就可能会被金中淘汰。这样一种校本培训的做法，应该说起了很好的效果。通过这样一种形式的交流，大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理念得以碰撞并逐渐达到统一。因为老师的思想如果不统一的话，要想做后面的事情很困难。所以通过校本培训统一教师的思想，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就是希望能够建立一支强有力的教育督导队伍。目前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教育督导机构，据我的了解，各级教育督导机构，不客气地说是一种养老院。大都是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年龄大了，退下来了，到了这个位置上，担任各级政府的督学。教育督导应兼有行政和学术两种职能，可能学术的职能更强一些。而现在仍然是一些教育行政部门领导退下来以后，放在这个位置上，仍然还是只能行使行政的职能。所以我想能够有一支比较强有力的督导队伍，对推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办好中小学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有一种类似于司法独立性质的教育督导队伍就可以克服地方保护主义，保证国家的教育方针得到贯彻，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指导中小学的课程改革。这是我想讲的关于处理好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

    提出这个问题，其实质是关于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关系。应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不应该形而上学地把它绝对化、极端化，不能是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而应该是一种辩证的统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在于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寻求一种合适的平衡。因为教育的社会功能在于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多强调统一性；而教育的育人功能则是适应人自身发展的需要，多突出差异性。我国教育长期以来在统一性上关注得多一些，在差异性上体现得少一些。目前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特别重视学生个体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和团队精神与合作能力的培养。这也是本次课程改革的一大亮点。

    我可以举我们学校的例子来说明。我们从1996年开始，和南京大学共同办了一个教改实验班，这个班的学生可以不参加高考，后来从南大拓展东大、浙大、华中理工大等几所大学。我们和大学共同设计了他们高中第三年的课程，在这个课程当中，就有一门课程，叫研究性学习，就是现在我们教育部门在推行的，所有的高中都要必须开设这样一门课程。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门课程的名称，那个时候国家还没有这样的要求，但我们感到我们的学生有了高三这一年不要复习应试的时间，就应该补一补他们最短的那块木板，那就是学习方式基本上是接受型的，过于呆板、单一；学习的知识比较陈旧、狭窄、和社会生活相距较远。我们就做了而且一做就是十年。十年中，我们一共出了三本学生论文集，成立了一个其他学校没有的“研究性学习教研组”，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同学们的个性发展创造了比较大的成长空间。

    在这种教育方式下我们培养出了一些个性很突出的学生，最突出的是有一个学生叫华演，目前天空中有一个行星的名字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他就是在研究性学习这门课程中，设计了一种安全煤气灶。2002年在美国参加世界科技与工程大赛获得一等奖，国际小行星组织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颗行星。还有一个很特殊的例子，今年暑假，我校高三有一个学生叫周辰，他发明了一种眼球鼠标。他是从残疾人用电脑鼠标很困难想到这个课题的。他现在这项发明是用眼睛代替手操作鼠标起作用。尽管他现在拿到保送资格了，但他已经毕业了，没有用了。他和华演不同，因为华演参加2002年大赛的时候，正读高二，因此他高三就可以保送清华大学。周辰同学是在高三这一年做的这项研究，到明年保送，他已经毕业了。我们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还为这个学生去找了南京大学的领导，但是仍然没有帮助他进入“一本”，因为他的考试成绩只够“三本”，所以他只能被南京大学金陵学院录取。当时我们的省委书记李源潮同志说，我作为省委书记也没有办法让他上“一本”，他觉得这个孩子很突出的特点，不仅仅在于科技的创造，而是他敢于在高三这一年搞他的研究，不太看中他的高考。我曾经问他，要是最后你什么学校都上不了，怎么办？他说我可以考许多证书，可以走考证书的这条路。周辰的家庭很普通，没有任何一点学术背景，父亲是一个工人，母亲下岗，只有靠他自己去钻研。由此我也想到，课程改革需要评价机制同步配套。希望我们的评价方法，应当用笔试加口试对学生尤其是对一些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进行评价；应当用考试加督导对学校进行评价。同时希望能进一步扩大高校招生的自主权，让个性鲜明、具有发展前途的学生，和发展相对均衡全面的同学同样得到发展的机会，我想这样才有利于我们国家创新人才的培养和创新型国家的建立。

    凸显学校的自主性和文化性是新世纪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共同走向。学校由教育活动的工具存在（空间存在）转向本体存在（文化存在），由教育决策的边缘走到教育决策的中心，成为自我、自律、自为的文化主体，这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希望所在。

    当前正在推进的新一轮课程改革，改变的不仅仅是课程结构，它对学校的办学理念、教学方式、学习方式等诸多方面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其本质要义在于对学校文化的重新建构。而课程改革的依托也正是基于学校文化重建。建设具有新理念、新精神、新制度的新型学校，是推进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关键。

    课程改革是一个整体的系统工程，它包括政府的经费投入，社会主流舆论的支持以及法律的安全保障等。但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课程改革的主力军仍然是广大教师。课程改革不是政府行政命令能够完成的，也不是教育行政部门一家能够推进的，主要的还是依靠广大的教师。但目前对于新课程改革，尤其是高中课程改革，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需要从理念的层面落实到教师的实实在在的课堂教学的层面上。现在我们能拿到的有关课程改革的一些书籍，大部分老师看不懂，因为处于相对高位理论层面，对于实实在在的课堂教学层面上的书籍比较少。这对基础教育的指导是不够的。所以说师范院校和教育科研机构，应该进入到基础教育的现场，改变理论和实践长期脱离的局面。改变所谓“萝卜烧萝卜”的局面，让教育理论及科研工作者与广大中小学教师相结合，形成“萝卜烧肉”的局面，那就有味道了，就可以比较快地推进课改了。课改是一个长期的、细致的推进过程，应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次课程改革的基本模式，主要是借鉴欧洲的模式或者说是北欧的一种模式。那么我们国家的社会发展进程和北欧的社会发展进程显然不在同样一个位置上，而且我们国家的社会文化基础和欧洲的文化基础之间差异很大。我想它们之间这样一种磨合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换句话说，世界先进的教育理念也有一个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过程，有一个民族化和本土化的过程，不能依靠行政命令，不能搞运动。要使得广大中小学教师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做，我要做，他才能够做得很好。

    我个人以为，理念的更新，观念的转变固然重要，但从长远和整体考虑，寻找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生成和成长的相关机制，通过机制的调整、变革、创新，有效推进课程改革，显得更为迫切与必要。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课程改革的深入呼唤有效的推进机制，使学校形成自我发展、自我提升、自我创新、自我超越的内在机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习型组织，

课改中需要健全和完善的机制，包括动力机制（激励机制）、运行机制、制约机制、保障机制等。我想这些机制的构建与完善，既不是另起炉灶，也不是一蹴而就，它应该是对我们民族的优秀教育传统继承基础上的创生与发展，应该是一个符合规律合乎逻辑的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应该是根植于学校常态化的教育教学行为之中的自觉能动的教育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否是在走向新课程文化？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整体的配套设计，需要更多的理性、耐心和对细节的关注。

   可能已经过了时间了，说的不对的，请总理和各位领导批评、指正。

    附：2006年8月2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第四会议室主持召开了“听取专家对教育工作的意见”的座谈会，就基础教育如何改革和提高教育质量等问题和5位教育专家进行了座谈。参加座谈会的5位专家是国家总督学顾问、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陶希平先生，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顾明远先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叶澜先生，南京市金陵中学丁强校长和成都草堂小学蓝继红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