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83期）
可能使傅毓衡老师没有想到
高二开学不久，一天下午语文老师傅毓衡出题目《读第五（藤野先生）、六（挤垮它）课后》，让大家作文。我想该怎么写呢？反复琢磨，几种方案，分析对比，思绪万千，整整一节课都未动笔。傅老师发现了我这个呆坐不动的学生，几次走过来关切地问道：“是不是身体不适？”回答“不是”，又好心地催促我抓紧时间写！他不了解我正在打腹稿，等我想好了，第二堂课竟一挥而就按时交卷。下次上课时，傅老师宣布了这次作文的“最佳”结果，评语为“主题突出，气魄雄伟，行文前后紧密勾联照应，联系课文的面较广，而且相当纯熟，了无生硬痕跡，诚一篇佳作也！”给了90分！可能使傅老师没料到的是，前来取回该作文本的正是他当时最担心交不了卷的那个学生。
上世纪末金海成同学告我：傅老师后任教于南京53中学，退休后出版了几本书，对袁随园（子才）的诗词研究颇深。某年春节曾与金海成偕往拜访，惜未遇，竟成终身遗憾——更未能向他报告：我对《随园遗址的新发现》的文章刊在《南京史志》）1992年第1，2期合刊上。
“死”而“复”活的王锡安老师
高一甲班班主任王锡安老师还教我们首次学习的俄文课，除了“照本宣科”一厚册为二战时英美军人编写的《俄语读本》外，更教我们用刚学会的俄文词语唱俄罗斯民歌，不仅减轻并消除了同学们对学习俄语的恐惧感，还增加了大家的学习兴趣。可惜高二以后，王老师未能继任我们的班主任和俄语教师，从此分别数十年，更不幸的是谣传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批斗致“死”！虽因王老师对甲班“管”得严，而使师生关系不及高二班主任孟昭华老师与大家那么融洽，但也无法令闻者接受这一残酷的噩耗，无奈在自编的《通讯录》中，于王老师名下附记“已故”二字。没料到1995年校庆，大家蜂拥到体育馆门前合影留念时，竞发现王老师也在其中，我惊喜若狂，立即挤到他身边，首先向他致歉，告他多年来的误会，王老师只是淡然一笑，并述其经历：原来文革前夕，上面欲调吴蔚之老师去城北的南京二中，吴老师年事已高，家住城南，往返不便，故与王老师商量能否让王老师顶替他，王老师欣然同意。当王老师去二中报到时，文革风暴骤起，因二中谁也不认识王老师，故被派率领学生到八卦洲进行农业劳动，躲过了若留在十中必不可免的“批斗”。因而他的外貌和教我们时一样年轻，真使我们庆幸，善有善报！他更告我：他教我们俄文是“现买现卖”，一早去市工人文化宫学，回来便教，忙得团团转，一次竞喊出了双语“洋泾浜”：“Товарищи：Good morning!” （同志们：早上好！）由此可见王老师当年的热情与艰辛。
以后每逢春节，我就去给王老师拜年。1996年我的一篇论文被“第14届世界无损检测大会”录用，将赴新德里参会，而印度正流行“登革热”，我只得到南京市传染病防治中心去打预防针，顺便看望住在附近的王老师，不料这次开门出来一女孩子，听我要见王老师后，她流下了眼泪。我真懊悔：为什么不早点来看望王老师呢？
郝孚奇老师最先教授我们“工程语言”
1953年夏“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国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建设，高中又新开了“制图课”，虽每周只有2节，且教室内没有课桌、图板，只有扶手椅，但同学们学这门课的热情仍很高。来教课的老师是一位戴着白边眼镜的“文弱书生”，而不是人们想像中制伏洪水、制造飞机大炮的魁梧工程师，但大家依然十分欢迎他的到来，更因他的家乡口音称“鸭嘴笔”为“阿嘴笔”，故私下昵称他“阿嘴笔”。几十年来大家都没有忘记这位最先教授我们“工程语言”的老师，但却想不起他的真名实姓，幸好后从乙班同学梁怀祖口中得悉，他叫郝孚奇。
夏禹生老师把我们领进了西方古典交响乐的世界
高中没有音乐课，但每周却有内容不同的“文娱活动”。某日一位上海奶油小生型的音乐老师在小礼堂向我们介绍西方古典交响乐俄罗斯作曲家柴可夫斯基的《1812年序曲》 ：其中变调的法国《马赛曲》意显侵入俄境的拿破仑大军向斯摩棱斯克急进，而俄国民歌《田野上的一棵小白桦》则表现了哥萨克骑兵在波罗京诺决战中的反冲锋。果然在他后播放的该《序曲》中，我们听到了震耳欲聋的排炮轰呜和急促清脆的马队奔驰……这使我们对西方古典交响乐有了崭新的认识和体会，并逐渐产生了强烈的爱好。但几十年来，我们却一直不知这位永远都表现出意气风发、敏捷活跃、动作夸张、热情豪放的音乐老师是谁？印象中他似乎姓夏，最近终由我班文艺委员赵振西同学处得知他是夏禹生。
2014年5月写于北京
注：2006年仲维畅校友曾写《回忆南京十中师长》一文，刊登于第50期金中《校友通讯》，并于2008年编入南京金陵中学建校120周年校庆纪念文集《桃李坐春风·校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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